十九大以来典型问责案例剖析

西录新闻2019-11-08 19:19:08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方法。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贯彻落实了党的19项战略规划,吸收了问责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提炼了对问责工作规律的新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问责形势,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标准,使问责在夯实党的执政政治责任、激发干部创业精神方面真正发挥积极作用。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修订《条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选取了19届人大以来的一些典型问责案例进行分析和评论,以供参考。

“两个维护”是一项非常具体的政治责任

2018年9月,湖南省委宣布对洞庭湖地区非法围堵夏塞湖的责任人进行处理。据调查,自2001年以来,非法私营企业家非法开垦湖泊和河流,擅自建造短围栏,从事非法捕鱼和养殖,盗窃砂石,甚至修建钢筋混凝土水闸,严重影响洪水安全,严重破坏湿地生态。在湖南省委、省政府多次部署和要求专项整治后,省畜牧水产局、省水利厅、省林业厅等省级部门以及益阳、岳阳等市、县党委、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态度不坚决,没有采取积极行动,没有正确履行职责。少数领导干部甚至严重违纪违法,玩忽职守。因此,夏塞湖的低围垦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最终,包括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在内的25个单位的62名公职人员被严肃追究责任。

上图显示的是无人机在2018年5月10日拍摄的艾薇非法建造的角落。下图是无人驾驶飞行器在2019年3月12日拍摄的。非法建造的夏塞湖低围栏已经拆除。

分析和评论:

“两个维护”的实施不是抽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这是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关系到党的使命和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到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洞庭湖地区夏塞湖的非法围垦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表面上看,是因为湖南省直属相关职能部门、案件发生地党委和政府的负责同志环保意识不强,履职不到位。其实质是这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没有有效地贯彻“两个保持”,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和部署也不够坚决、彻底和灵活。问责制要求的是政治责任。提醒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立场,增强责任感,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

《条例》不仅把“两个维护”作为基本原则和首要任务,而且还体现在问责情况中。例如,在削弱入党领导的问责情况下,“四个意识”不强,“两个保障”不强。又如,问责制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安排的贯彻执行。增加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战略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中央不一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不力、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党中央决策部署执行力度加大、行动落实不力”等新的问责情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较重或较问责”的情况下,首先是“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未能执行或执行不力”。《条例》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作出了这些修改,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改进政治立场,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实现日常工作中的“两个保持”,忠实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提供了重要指导。

意识形态失去监督地位

2018年10月,在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举办论坛期间,高新区工作委员会宣传部未能按规定办理论坛活动审批手续,未能对主旨发言人进行严格核实,未能有效控制现场,造成了错误言论和不良影响。高新区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兼副书记张士军负责宣传工作。他应该严格执行思想工作、指导、任职和管理队伍的责任制。然而,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有效地履行职责,并且失去了对意识形态立场的控制。2019年2月,该党警告张士军。

分析和评论:

思想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国家的长期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思想工作的主要责任是政治责任和党组织的责任。但是,一些领导干部忽视了对思想工作的监督,没有拉起"高压线"和"门禁"。有些人敷衍了事,消极被动,在意识形态对抗中推来推去。还有一些人受“好人主义”的驱使,不愿直言不讳,不敢在是非问题上亮剑。如果思想立场不被各种错误观念牢牢地捍卫和占据,就会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害,这是一种违约行为。《条例》将“思想工作责任制不到位”纳入问责范畴。正是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突出了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而迫使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牢牢把握思想工作是自己的职责、抓不到就是失职、抓不到就是失职这一理念,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主体地位,培育责任领域。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本建设。针对党的思想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条例》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党的思想建设缺乏,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流于形式,思想工作责任制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的”,要追究责任。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一个单独的责任范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同时,通过细化责任追究情况,澄清负面清单,对思想建设责任的落实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

人员的甄选和任命不符合组织程序,应予以搁置。

2013年至2017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教育局非法选拔任命了全县各级中小学19名中层领导干部和幼儿园园长。他们没有按照工作程序征求县政府的意见,也没有按照组织程序检查和宣传拟任命的干部。28次非法调整教职工岗位,未办理相关手续的;全县各级学校有7名教师和工作人员长期不值班,造成不良影响。2017年12月,曲麻莱县教育局前党委书记、局长葛宝林因未能履行主要责任和监督责任受到党的严厉警告,纪检小组受到党的警告时间越长越好。

分析和评论:

不要求报告,不检查宣传,不办理手续,不长期工作...县级教育系统中出现了大量的非法选拔和就业问题,这不仅是相关组织部门的过错,也是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严重缺失的后果。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没有组织纪律,对本单位人员的选拔和使用缺乏监督,造成了严重的违规现象。这不仅损害了党的干部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树立了错误的“指挥棒”,而且带来了恶劣的氛围,污染了单位和制度的政治生态。对此,《条例》明确规定,对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等突出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要追究责任。对于那些不计划自己政府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一个警钟。如果官方的管理方式不正确,程序不遵守,将设立问责委员会。

在党组织建设方面,《条例》规定的问责情况不仅包括非法选拔任用干部,还包括党组织建设薄弱、未能落实党建责任制、党组织软弱涣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增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执行领导机关的议事规则和决策、不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如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和领导干部个人相关事项报告制度执行不力等,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了问责情况。这些问题在近年来党的组织建设中也很普遍。它们被明确列入问责制类别,反映了对《条例》的明确的面向问题的修订。

公款旅游不停止,文体建设不落地

2013年6月至2017年9月,云南昆明滇池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组织了五批40名公款出国观光,严重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造成了不良影响。时任滇投资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徐增雄未能履行主要职责。滇投资公司三位纪委书记陈昌勇、潘温明、马跃纪没有制止和纠正滇投资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错误行为,没有坚持原则,在纪委意见栏中签署了“协议”。2019年1月,徐增雄受到党的严厉警告。2018年12月,潘温明受到党的严厉警告,陈昌勇和马跃奇受到党的警告。

分析和评论:

用公款出国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表现。这也是中共中央自十八大以来一再明确禁止的行为。在严格整改的高压形势下,仍有逆风、违纪、屡禁不止的人。除了违反纪律的人之外,所在地区和单位的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有责任。正是因为企业党委书记未能有效履行职责,纪委书记才同意默许而不是及时制止,导致公款出国旅游问题持续数年,牵涉到许多人。“四风”的问题既顽固又重复。八项中央法规的实施不得导致“疲劳综合症”。《条例》将八项中央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执行不力视为问责情况,如“四风”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其目的是督促党委(党组)切实履行主要职责,保持政治决心,继续严格控制和履行保卫土地的职责。他敦促纪律检查委员会履行其监督职责。违反纪律和纪律的人应该敢于“黑脸”,尽早被发现和处理。

时尚建筑总是在路上。鉴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现状,《条例》坚持不放过“老问题”,密切关注违反中央八项条例精神和“四风”问题,传递压力,落实责任,释放坚持不懈的信号,充分体现了长期坚持“严格”的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坚持作风的决心和毅力。

被动地处理这种情况和拘泥于形式是不可取的。

2017年8月,北京统一部署开展“温室室”改造工作,发现昌平区翠村六个综合农业园区内有70个非法温室。这70个温室被列入市两级改造台账,由昌平区农委和市规划土地委员会昌平分局共同整改。此后不久,昌平区委员会农业工作委员会、市规划土地委员会昌平分局和崔村镇政府组织了一次联合检查和验收。在没有检查验收报告的情况下,他们向有关部门报告“整改已经完成”。2018年6月2日,中央电视台曝光了第六合成农业园区的“温室屋”问题。据调查,公园里有44个违背个人意愿建造的温室,主要表现在地面硬化、私人建造围栏、私人建造天花板、提供生活设施等问题上。同时,还有媒体曝光的转租行为等。6月21日,经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常委批准,北京市昌平区党委、昌平区政府党委、市规划土地委员会昌平支部委员会、昌平区委员会农业工作委员会、昌平区崔村党委5个党组织和昌平区副区长等20名负责人分别被市两级纪律检查监督委员会追究责任。其中,两人受到严重的纪律警告,两人受到纪律警告,五人受到行政记过,五人受到行政记过,一人受到行政警告,五人因谈话中的训诫而被追究责任。

北京市昌平区“温室屋”拆除整改,整改后的全景图完成。

分析和评论:

在“重拳”镇压不到一年后,“温室房子”又复活了。未能纠正和处理工作分配的根本原因在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执行上级的要求做虚假工作,喊口号,跟不上自己的行动。有些整顿风、雨、湿土地,向上级汇报情况也是好消息而不是悲哀;一些部门互相推卸责任,借口是“不在我的掌控之中”。问题发酵后,会造成严重影响,并急于推卸责任。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政策执行中的“中度阻碍”,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问题的根源在于党委。《条例》增加了“突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责情况,以党章的形式规定了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后果,体现了党中央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坚定决心。

在十九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格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履行主要职责,密切关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趋势,提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条例》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责局面,增加了“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多、行动少、执行不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拖延敷衍、推诿扯皮”等问题,不仅体现了明确的问题定位,而且落实了严肃问责和准确问责的要求。

许多违纪违法问题都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2016年底,四川省攀枝花市公路养护管理总务部党委委员、副科长聂江(主持行政工作)安排下属单位机械工程部(以下简称机械工程部)负责人朱建国支付总务部食堂7万元。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邓亚军在得知聂江违规向下属单位摊派费用后,并未阻止其违规行为的发生。与此同时,邓亚君没有尽到建立廉洁政府和打击责任区腐败的职责。下属单位的机械工程部有许多违纪违法案件。包括党支部书记、机械工程系副主任阎郑智在内的六人被立案调查。2018年11月,邓亚君因未能履行主要责任而受到党的严厉警告。

分析和评论:

单位内部违纪违法现象频繁发生的背后,是党的全面严格管理的主体责任长期缺失甚至缺失。这些问题不会在一天内发生,必须有一个从小问题到大问题、从少数到多数、从数量变化到质量变化的进化过程。正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有效履行职责,或者没有及时“汗红脸膛”、“咬耳朵拉袖子”,或者对违法违规视而不见,甚至放任腐败案件不查,“蚁穴破堤”干部是党的干部,党组织要选好人,管好人。《条例》规定,如果党的纪律建设松懈,导致违纪现象频发,如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扎实,造成不良影响,就要追究责任。这提醒党的领导干部,在坚持廉洁自律的底线的同时,必须严格控制和爱护自己的队伍。否则,他们将为自己的下属问题负责。

为了分清责任,严肃追究责任,《条例》增加了“权责一致、责任平等、集体决策、责任明确”的问责原则,明确了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和直接负责的领导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领导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重要领导责任。进一步划分责任是精确问责要求的具体体现,有利于提高问责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两名秘书负责巡视整改

2016年7月,中共天津市第十届市委反馈指出,天津天宝控股有限公司成员除了讨论干部人事问题之外,很少研究其他“三重一大”问题,没有研究加强廉政建设和落实“两个责任”的具体措施,下属公司内部控制薄弱,诚信风险高。参观后,发现公司党委对参观整改敷衍了事。它构成了董事会的会议时间。“三重一大”的决策体系没有得到妥善实施。下属公司的管理仍然不时失控。“两个责任”的执行仍然无效。作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邢尤果和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家旺分别于今年3月因未能履行检查整改职责受到党的严厉警告和警告。

分析和评论:

巡视检查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逻整改决定了政治检查的实际效果。派出检查组的党组织研究了视察团的反馈意见,这是对被视察党组织的政治要求。整改检查反馈有利于加强被检查党组织所在地区和单位的党建工作,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事实上,它是被检查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责任的具体体现。被检查的党组织要切实承担检查和整改的主要责任,党委书记(党组)要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并对检查和反馈的问题逐一整改。

在这种情况下,天宝控股公司党委在检查整改中敷衍塞责,消极被动。它甚至在犯罪时采取欺骗手段并做出改变。它走过场,装腔作势。结果,前党委书记和后党委书记都被追究了责任,这表明两位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纪律觉悟都被削弱了,缺乏责任感,对整风置若罔闻。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很少发生。总结经验教训,具体包括“巡视检查工作领导不力、巡视检查整改要求落实走过场、落实不到位”的责任追究情况。分为全面从严治党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力的问责情况。它进一步明确了巡逻和整改的责任,增加了巡逻和整改的权限,为巡逻和整改增加了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保障措施。

除涉及检查和视察的问责案例外,《条例》还增加了监督制约公共权力不力、问责不问责等问责案例,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落实不力等问责案例,落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促进了问责制度与时俱进。

如果发现问题,它们将不会停止;如果他们不履行职责,他们将受到惩罚。

2014年至2017年,每年春节前,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铁场镇党委书记朱荣奎都会主持一次镇领导会议,研究决定民政临时救助资金的非法使用,并向村干部及其家属表示慰问。该镇组织了198次探访,并非法使用民政部门的临时救济资金向抚慰金发放了5万多元。县审计局副局长魏梅铮作为当时的镇党委副书记参加了会议,参加了研究并决定了相关违规行为。时任镇纪委书记、镇科工委委员柯洪山在镇领导会议期间没有制止民间临时救助资金的非法使用,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18年10月,朱荣奎、魏梅铮、柯洪山因主要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力分别受到党的纪律警告。

分析和评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找不到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问题是失职。不报告和处理发现的问题就是玩忽职守,这需要认真的问责和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时任镇纪委书记的柯洪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不敢承担责任。他没有阻止镇领导会议研究民政临时救助资金的非法使用,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显然,监管责任没有得到适当履行。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一个明确而有力的警告。

针对这种现象,《条例》将原有的好人主义盛行、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等内容作了重申,列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这类问责情形,凸显了当前解决这类问题的现实严峻性,体现了把“严”字长期坚持下去的鲜明态度,表明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坚定决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魏正梅、柯善红虽然后来调离转岗,但问责并未因此而缺席,这符合《条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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